发表了《共同的仇恨》之
，在北京师范学校学时，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报《文艺周刊》，陆续发表了《林和爷爷》、《老莱子卖鱼》、《七月雨》、《旗》、《鸭委员》等五篇小说。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，作品虽然显得稚，但充挚，那是从心河里流淌的心声——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。彦兄，也知，五十年代的祖国，地团锦绣，天片碧蓝，和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，个有良知的中国青年，怎么能放声歌唱呢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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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，本是被学校破格保到北中文系去造的，但当时苦于小学师质量，和许多计划师院的同学起留当小学师。当时的代青年心中是无“”的，个理想和祖国途几乎是个字眼，主离开市区，到远郊区去任。在颐和园的小镇——青龙桥，当了四年级学生的班主任。这些子，发表了小说《远离》、《芦开放的时候》等五六篇小说。九五四年——任还半年，就被《北京报》调走，先任文艺部编辑，任农村部记者。记者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生活视，因而带了创作的收，在两三年先版了散文集《七月雨》和短篇小说集《曙光升起的早晨》、九五六年底版了篇小说《南河晓》。经康濯同志介绍推荐，同时被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这年开始了拿工资的专业的文学创作生涯。
通这些极其简略的介绍，难看，虽然于破落地主家，但因个的幸遭遇，在和新中国有着血可分割的关系；同时也难看所以能成为个作家，并非是什么天才，除了童年的逆境锻造了的坚韧量之外，完全是新中国的赐予。在刚解放久，就参加了共青团，愿意为类最壮丽的事业去忘奋斗。当二十四岁，正准备写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垦祖国边陲的篇小说时（曾在九五五年、九五六年两次入北荒青年垦荒队生活），场所共知的历史风平地而起，和的——于革命家，十七岁就参加了海地的子，起被卷了风的漩涡
，就是二十个年头。
二十年，当真理纠正了谬误，召回怀中的蒙冤女时，已是黑发中现了银丝的中年了。这二十年中，和在漫漫途中跋涉，走了许多难以思议的苦历程。这几年，的笔所以如地原油涌而，应当说是生活的恩赐。在劳改部门的“墙”外，先铁矿、煤矿的掘工，化工厂的漂工，车间的车工和铣工，当砖窑的窑工，制坯工，赶马车，种稻田，管理园艺。像《墙的玉兰》中的劳场面，与其说是描写别，如说是自照相。极其严峻的生活考验，信念考验，织而，自神和的超负荷重，几乎使们承受住。特别是们夫劳改队时，家里只剩老和刚刚落生的小子，这是肩最沉重的包袱。这里，向写两笔的，年时丧夫，在苦难中把养了。九五七年就又担起养刚刚岁的孙子的任务。在社会对“右派”舆论的和之，所经的磨难，实际比的还沉重，但是这个目识丁的普通女，在二十年的艰辛境中，知哪的那么量，但把孙子养了，而且使孩子在的十年没有沉沦，九七九年在们没有落实政策、没有任何“门”可走的况，孩子考了全国只取五个班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。
听起，这似乎像个童话，但确是事实。从向们述说辛茹苦的生活，以减少们的神负担。应当说，能坚强地生活，除了对真理的坚信之外，也从汲取了坚强的量。在繁重的劳之余，开始了篇小说《第片黑土》的写作（写北京青年开拓荒地的），没有对的坚信，怎么能在那样的困境中，手写小说呢？小说写了二十七万字左右时，因调离了京郊的劳改场地，把小说初稿存在家里，“文化革命”中它和的许多书籍，都在光中化成了灰烬。
的确是很心它的，但是认识到“十年浩劫”是个的灾难，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，个所蒙受的损失，与国家相比简直如鸿毛。信中提到，“读的小说时，虽然充了严峻的历史真实，但到消沉，作品有种向的量”，想，追溯源，还是因为苦难并没有能熄灭对新中国的恋之故吧？！
“文革”期间，极左思把和的子冲到了山西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们开始在个屋生活了，们的枕边，总放着本方志烈士写的书——《可的中国》，这可以说是们的神寄托，也可以说是励自己奋的神武器。的小说《伞》中写的那些景基本是们在“那个年代”的影子。除了这本书之外，走到哪个“驿站”带到哪个“驿站”的文学书籍有：孙犁的《荷淀》，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女地》（第二部），果戈里的《塔拉斯.布尔巴》和别林斯基全集。这些书是年时代就喜欢读的。但从生活给们带沉重的枷锁之，的文学趣，似乎随着生活轨的改，而有所改，于是在边多了杰克.敦的《荒的呼唤》和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喜欢它们笔的严峻和沉，其喜欢雨果笔排山倒海般的悲壮量。如果说，在打倒“四帮”之，陆续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墙的玉兰》，《泥泞》、《遗落在沙滩的印》、《远去的帆》等，明显地表现风格的突，这首先是苦难生活的功劳，其次是雨果作品给的影响。读《悲惨世界》中描写冉阿让和芳汀的某些章节时，常常热泪夺眶而，继而拍案而起。
在这么多年的艰难生活中，还常常把使振作、坚强的哲理名言，牢记在的心头。
俄国批评家说：“苦难是所最好的学”，记了；巴尔扎克说：“苦难是个老师”，也记了；英国作家萨克雷在《名利场》书中，曾借之写对逆境的世哲理，说：“生活好比面镜子，对它哭，它也对哭，对它笑，它也对笑。”用这些话，励自己坚强，而能颓废，更能自甘堕落。
也许正是由于这么多推的之故吧，在社会的最底层——劳改队，还常常爆发朦朦胧胧的创作冲。虽然这纯属于“黄连树弹琴——苦中作乐”，但也是神的安之。九六三年，已经是因表现好而提撤销劳分，摘了“右派”帽子的公民了。但当把篇名《彩凤打擂》的小说寄给《中国女》 时，最初编辑部告诉，小说写得非常彩，已决定发表；但久，编辑部用墨笔给写封信，字里行间充对的同，但委婉地告诉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又排了。这个训告诉，还是个真正的公民，还是被专政的“公民”。从此之，头脑里虽常有创作的闪现，都把它“库存”“冷冻”起了——再没笔。直到九七五年，“反右倾翻案风”甚嚣尘时，作为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，实在到闷得气时，在黄河之滨的个劳改农场，用七个晚的时间，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意味的《远去的帆》（见《收获》八二年第期）。直接引起创作冲的是，在那遇到了个很好的劳改队指导员，从而联想起个“左”得奇的——罗锅队。事发生在信中问起的“西荒地”，有天，劳改队行搜书，打开箱子把去版的小说集《曙光升起的早晨》和尔基写的《》，块拿给。没收了写的小说，并使意外，但是拿走 《 》 则能心。
说：“这是尔基写的。”
说：“谁管尔基低尔基的，没收。”
说：“列宁都称赞这本书。”
说：“外国书没有好的，都能看。”
说：“《共产宣言》也是外国写的。”
朝喊：“这个‘右派’太嚣张了。”
权战胜了真理，愚蠢没了知识。对这场“戏”记忆犹新，在想起这个，以及的连串行为时，拿起了笔。刚才这段妙趣横生的对话，原封地写的作品。
仅举这个例子就能说明，二十年的底层生活，使积累了许多作家本无法涉猎的生活。从九五七年之，“牛喝强按头”，使沉到“海底”，在“海底”捞的是珍珠、珊瑚，比漂在“海”面捞海带，或站在海滩捡贝壳，当然收益是多了，但是去的学费也是昂贵的——付去二十年的青年华。孙犁同志在刚刚返回文坛时，在信中鼓励说：“这么多年，有得有失，从文学工作这个角度讲，得比失多。”老师的话很对，可以说自己是个占有生活的富户了。
孔罗荪同志在篇《们需中篇小说》的文章中，称赞《墙的玉兰》，起到了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的作用，“把中篇小说推向了时代的列”（见《十月》九八年第三期），认为这是辈作家对者的鼓励。让自的倒是，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夕，发表了《墙的玉兰》，虽然它是第个描写了监狱生活的作品，却和三中全会的脉搏相通，并且为新中国历史的暗夜，了幅形象真的画面。
很笨拙。太相信“灵”而相信生活。其它几部反响比较强烈的中篇，如《泥泞》、《遗落在沙滩的印》、《远去的帆》都是面虚构的“灵”显圣，而是自于坚实的生活。当然，艺术创作是机械地照相，需艺术加工。但是这些中篇里的，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依据，甚至有其生活的原型。将这些年的生活，写成小说，外是对历史行“反思”，表现自的憎，为使已经去的历史悲剧，在今的岁月中重演。的作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，既饰生活，也歪曲生活。在看，个作家的主观倾向于客观真实的时候，作品就会走向两个极端。么写谎言文学——制造像“跃”时亩产万斤那样并存在的神话；么曲生活本面貌，把新中国的历史写得漆黑团。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，避之。
此次，去澳利亚访问，个外籍汉学家曾就的小说，有面段对话：
“您写的几部悲剧的小说，都看了。”说。
“您有什么想法？”问。
“到中国，您的作品反映了定的历史真实。可是您写的东西，和苏联索尔仁尼琴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太样。”
“您的评价，使很。”
很理解地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坦率地告诉您，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倾向于客观真实了，因为有强烈的仇恨绪，因而在笔没有个好。苏联统治集团执行的对对外政策，和历史的趋向相悖，但能说苏联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角落，都没有好。您认为这是生活的真实吗？”
说。“您指哪部作品？”
“比如《癌病》。”说，“只有那个夫是个善良的，其余的都是愚蠢、木的冷血，您认为那是客观真实？还是索尔仁尼琴发作了仇恨的歇斯底里症？”
问：“那么，您是怎么写那些劳改生活的小说的？”
回答得很明确：“在理这些悲剧题材时，是把个所承受的苦，和祖国的命运融在起的。因此，笔的受难者，如《泥泞》中的，《遗落在沙滩的印》中的陆步青，《墙的玉兰》中的葛翎，以及《远去的帆》中的自形象，都是国主义者。在描写去的生活时，漏掉那些得流脓的，也忘怀那些好的部。那些好同志，在苦的历程中，帮助，安，给以神的光。”
半信半疑地问：“您能能用事实说明？”
仅对这个汉学家，讲了件事：当刚劳改队的时候，个劳改队事没收了的支派克笔。劳改队断转移，已经忘了这支笔。个极为偶然的机会，在和另劳改部闲谈时，提到了这件事，了久，这支派克笔被追回了。同时，那个劳改部，还给写了封信，信的收尾其使。写：“相信历史吧！有天，还会拿起这支笔的。是金子就经得起冶炼”。告诉那个汉学家，类似这样的部，在劳改部门并非个两个，有个负责改造“右派”的指导员，许多“右派”都成了的朋友。返回北京久，专门去探望，谢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，给了神的支撑。们坐在起，像兄般地喝茶叙旧
这个汉学家被了。
说：“您想，写去的苦难生活时，能故意删掉这些写吗？那能算生活真实吗？西方些评论家，评断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，常常是评论文学，而是评论政治，似乎只有把生活写成团漆黑，才是真实的。这是于们政治的某种需。所以，索尔仁尼琴获得的诺贝尔奖，与其说是文学奖，如说是政治奖更为准确。”
这位汉学家笑了，同意了的这个结论。
彦兄，这就是写作时所遵循的忠实于生活的原则。既写生活中的阳光，也写生活中的暗。其实，这是个极其简单的常识，任何时代总是充光明和黑暗的抗争。十年这场历史的搏斗，是这场搏斗的山爆发而已。
写到这里，难看在文学的追，已经和追诗画意的年时代，有了多么的差异。认为个作家的社会责任，只留在给以娱乐和美的享受，是低标准的；作家手里的笔，应当饱蘸着时代的风云，推生活向，才是条的准绳。当然，由于作家的生活路同，艺术气质同，现在文学创作，会有千差万别，但就个的生活路讲，追作品真、善、美的完整和谐。在这三个字中，“真”居其首，文学丧失了真实，则是如同朵纸，虽然它也有颜，也有把它入瓶，但它须没有连接着泥土，是无真正生命的。
彦兄，本想写封短信作答，但发而可收。这样也好，提的八个问题，似乎都已在边的文字中了回答。问“是否还想重写被焚烧的篇《第片黑土》？可以告诉：已经重写完了。它已经改名为《北国草》，发表在《收获》九八三年的二、三、四期。这部小说中的，都是五十年代的青年，在北荒，和们在条炕，当落实政策回北京，有些当年的伙伴，从北荒回北京时还特意家里探望。从始终没有忘却们，也没有忘却那片古老而迷的草原。
夜了，先写到这吧！
恭祝
撰安！
从维熙
九八三年七月尾于北京
